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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如果是生产线或生产工艺很先进，但因为钢铁项目可能会给地区带来产能过剩。一边是宏观经济产能过剩，一边是绿色技术的引入，如何解决这样的尴尬局面？这可能是绿色金融将会面临的一种难题。

　　作为金融市场中开创的新型业务，绿色金融既要考虑绿色性，又必须考虑金融性。而金融的本质就是资源的优化配置。由此，笔者认为，当前要澄清绿色金融的几个基本问题。

　　第一，如何准确理解绿色金融概念？国外主要流行低碳经济，偏重于气候变化和碳减排。回归“赤道原则”本义，是以决定、衡量以及管理社会及环境风险，以进行专案融资或信用紧缩的管理。g20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概念，即能够产生环境效益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活动。如此，绿色金融便又转化为讨论环境资源定价的基本命题了。

　　从狭义方面分析，绿色金融主要集中于环保工程的投资，由于此类项目投资大、周期长、政策波动等风险，导致大多数之前的环保项目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平均利润，成了大家不愿意触碰的工程项目，逐渐背离了绿色金融的政策初衷。后期扩大了绿色金融的涵盖范围，把城市地下管廊、节能改造工程、新能源新材料研发等纳入其中，利润率有所提高。

　　应该承认的是，绿色金融应以产生环境效益为目标，或变相地对资源环境进行定价。那么，这种定价究竟是由政府以标准来决定，还是以市场买卖双方谈判而定，这将决定未来绿色金融的治理结构是自上而下，还是自下而上。另外，绿色金融的显性价值当然是将资金引流至合理的绿色化的投资领域，但其最大的隐性价值，却是要改变传统金融中对于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再平衡。这便意味着，绿色金融的生命力在于完善过去金融信用体系，将企业或个人的环境信用作为金融信用的一种纳入，这便要求严格的信息披露，因为信用是建立在信息对称的基础之上。

　　容易忽视的真相是，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益和绿色项目的利益本性重合。只有促进具有较高潜力的绿色产业发展，推动科技创新，才能为金融业提供高科技企业，推动技术进步，将资金真正引入技术研发的环节。这一点，可以从世界500强公司的csr（社会责任报告）一栏看出，一个注重技术创新，以人力、品牌为核心价值趋向的企业，必然会主动提高其全要素劳动生产率。电耗、水耗自然下降，这是技术革新后的红利。其实500强企业，多数都是绿色的企业。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，才能不断保持自身的影响力，往往这种公司也就是绿色产业做得很好的公司。

　　第二，绿色金融是否应该实行差别化？由于国内各地区的发展阶段和文化环境不尽相同，金融方向的调整又会放大至实体经济的变化。在综合考虑通胀、区域制度等风险因素之后，应该衡量地区经济的边际效益与环境污染边际成本。必须承认的是，资本总是能够敏锐地发现两者之间的比价。健康的资本运作发现环境价值，并利用环境价值发挥其杠杆作用。

　　第三，绿色金融是不是应该有明确的价格信号？这实际是要寻求适合于绿色金融的商业模式，引导传统企业或消费者为绿色资源付费。而价格恰恰是商业模式的核心，通过市场化行为找到均衡价格，并能够在资源使用选择上找到最优的抉择。以往认为绿色金融是“不赚钱的买卖”，误解根源就是没有市场化。与其通过约束资金来约束项目，不如规范资金的最优化配置。传统的投融资行为，其初衷是追求经济社会福利的最优。但一些项目却损害了环境质量，这并不是整体意义上的“帕累托最优”。这样看来，绿色金融的宏观价值便体现了出来，即从社会福利的“次优”迈向“最优”。另外，价格还能够影响消费者偏好。比如，阶梯电价、阶梯水价，约束或激励消费者对于资源的认知，逐渐养成环保习惯，这将比口号式的宣传更有意义。

　　第四，如何培育绿色金融的供需方并可持续运营？必须思考的是，绿色金融项目的评估究竟是以绿色动机为导向，还是以环境效益来进行评判。有人认为，绿色金融追求的是产业生态，即要评价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。但实际上，有绿色动机却不一定产生环境效益。环境效益必须进行计算，这涉及到金融运作框架的问题。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需要绿色金融产品的供给和绿色投资的需求。目前，国内绿色债券一支独大。2016年，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将近1100亿元，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市场发行量的35%，但申购者寥寥。这种不平衡，需要专注于此的投资机构或投资基金介入。

　　第五，绿色金融所追求的环境效益如何计算？例如，通过绿色信贷建设绿地或花园，周围居民享受到的美好环境，这种正向效益是否应纳为投资回报中的一项？由于绿色金融项目在计算投资回报的时候，所度量的不仅仅是资本利润的获得，环境溢出效益必须得到量化，这才能回馈至成本的内部化。

　　以上几个问题，说到底是绿色金融如何市场化的问题，也是实践中无法绕开的核心问题。可以预测的是，当前的绿色金融还需要政策性的倡导和呐喊，吸引商业银行的眼球。而目前，还需要由国家层面的力量来推动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建立。